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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不久前的10月16日，中驻泰使馆再发严肃提醒，通报了多起中国人被诱骗的案件。
在这些案件之中，诈骗团伙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，有人打着高薪招聘的旗号，有人以商务考察、投资合作为名，还有人借影视拍摄、演艺活动招揽目标。
这些诈骗一开始，都看上去像是要去泰国找工作、谈生意，等人到了当地，这些人就会被立刻非法拘禁，然后转移到臭名昭著的电诈园区。
犯罪团伙实际上已经摸准了人们想赚钱、想找机会的心理，只要有人相信对方的承诺，愿意按照安排出发，骗子就有了继续下手的机会。
王星事件就是一个最直接的例子。
2025年1月3日凌晨，王星抵达泰国后，乘坐他人安排的车辆离开机场，随后被一路带往泰缅边境方向，当天上午在达府湄索附近失去联系。
泰国警方调取监控、追查手机信息，最终找到王星并确认他遭到人口贩运。
然而，这种案件屡见不鲜，并不是因为对诈骗团伙的打击力度不够。
早在今年2月份，中缅泰三国就合力出手，将妙瓦底园区直接清剿，拆除了六百三十多栋涉诈建筑，更是直接逮捕1500余名犯罪嫌疑人。
可这样的打击力度，却没有杜绝诈骗案件的发生。
这主要是因为拆除犯罪窝点，其实并不等于切断了犯罪网络。
美国国务院的一项报告，揭露了泰国相关反诈行动成效不够的真实原因。
大量腐败的公职人员，正在妨碍反诈工作的运行。
报告指出，泰国政府在2023年对20名涉嫌参与人口贩运的公职人员启动调查，这些人正是庇护诈骗团伙的所谓“地头蛇”。
如果不将这些为诈骗团伙提供保护的公职人员尽早捉拿归案，那么泰国就算严打一万次诈骗团伙，也还是没法解决根本性的问题。
除此之外，泰缅边境的独特位置，也给了诈骗犯罪很大的运作空间。
泰国湄索与缅甸妙瓦底隔河相望，达府则是通往边境的重要陆路区域。
受害者可以先正常进入泰国，再由犯罪团伙安排车辆一路向边境转运，最后通过非法通道进入缅甸一侧。
这意味着，哪怕犯罪活动在缅甸境内发生，但支撑犯罪活动的转运链条，却是从泰国延伸过去的，出现这样的问题，要归责于泰国境内的治安和边境管理。
因此，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缅甸一侧的诈骗园区。
缅甸地方武装控制区域的复杂局势确实增加了打击难度，但这并不能免除泰国对本国境内绑架、非法拘禁、人口贩运和边境转运活动的治理责任。
与此同时，犯罪集团也会根据打击力度调整运作方式。
大型园区目标集中，容易被识别和清剿，分散的小型窝点则可能隐藏在居民区、偏远地区或其他不容易引起注意的场所。
只要招募、运输和接收人员的网络仍然存在，犯罪团伙就可能更换据点，继续从事违法活动。
这正是跨境联合执法面临的难点，抓捕一批嫌疑人、拆除一批建筑，只能够压缩犯罪活动的空间，却不能将犯罪活动斩草除根。
而在这个问题上，中国是救不了泰国的。
首先，最直接的一点原因在于，跨国执法有明确的主权边界，中国不能随意越界进行执法。
对于这种电诈案件，中国公安机关能够通过调查进行抓捕国内的犯罪嫌疑人，也能和泰国的相关部门互通情报，联合执法。
但却不能随意进入其他国家领土实施抓捕，更没法帮泰国完善治安和边境管理上的不足之处。
实际上，泰国对相关案件的重视力度不足，直接导致的恶劣后果，就是中方解决案件的成本提高。
每次发生案件，中国都被迫需要投入大量外交协调、领事保护和跨境执法资源，而这本来应该可以通过泰国的治安投入去避免。
中国政府协助营救本国公民，是保护公民安全的正常职责。
中国推动联合行动、协调当地部门、帮助受害者回国，都有实际意义。
但在关注中国救了多少人之前，泰国必须先想清楚，这样的危险环境为什么会被营造出来。
中国不能因为有能力开展救援，就被默认承担所有跨境风险的最终处置成本。
保护中国公民是中国的责任，但管理泰国境内治安、调查当地违法行为，以及处理缅甸边境地区的治理问题，仍然需要相应国家和实际控制力量履行自己的职责。
而且，泰国自己也没有对这种案件危害性的充足认识。
实际上，这种案件对泰国的影响虽然潜移默化，但是却足够致命。
因为这对于泰国来说，不仅仅是治安问题，还会影响他们国家旅游经济的长期发展。
要知道，旅游业是泰国的重要经济支柱，中国游客则一直是其重要客源。
参考报道引用的泰国旅游统计显示，2025年泰国接待中国游客约447万人次，远低于2024年的约670万人次。
这种旅游市场的萎缩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安全性。
就算泰国可以通过免签政策、旅游宣传和促销活动吸引中国游客，却不能指望这些措施抵消安全风险。
游客选择一个目的地，在考虑景点、美食、价格和交通之前，最先也最重要的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安全。
如果泰国保证不了游客的安全，那么一切发展旅游业的内容全都免谈。
中国能把游客救回来，能提前发布示警，但中国救不了泰国的治安和形象。
如果泰国依旧不重视相关问题，等到跨境信任被消耗殆尽时，一切都为时已晚了。
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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